編者按：

2022年春季學期中央黨校（國家行政學院）中青年干部培訓班開班式上，習近平總書記舉例重點講述了何功偉烈士慷慨就義、為天地存正氣、為個人全人格的光輝事跡，以此激勵中青年干部堅定理想信念，為理想不懈奮斗。

2023年，咸寧市史志研究中心聯合恩施、江蘇淮陰史志部門成功申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專項課題《青年楷模何功偉、劉惠馨》。目前該課題已順利結項，并形成《何功偉烈士傳》等最新權威研究成果。

咸寧是一個英雄輩出的地方，我們要大力宣揚英雄文化，謳歌英雄人民，禮贊英雄城市，培育英勇向前、奮勇爭先的城市精神，以英雄文化統領文旅資源開發和文旅產業發展。

為進一步發揚革命精神，賡續紅色血脈，傳承咸寧英雄文化，同時為咸寧市申請納入國家支持革命老區振興發展規劃宣傳造勢。咸寧市史志研究中心聯合咸寧日報社開辟專欄，連載《何功偉烈士傳》，通過報紙媒介，全面展現何功偉烈士的成長歷程、革命經歷，挖掘其堅定信仰以及偉大的犧牲精神的來源，在全社會營造崇尚英雄、學習英雄、捍衛英雄、關愛英雄的濃厚氛圍，助力咸寧高質量發展。

何功偉，字超寰，又名何明理，化名何彬、何斌，筆名豐烈，湖北咸寧咸安區桂花鎮柏墩村中田畈人。1926年至1933年，先后就讀于咸寧縣高等小學、武昌閱馬場第四小學、湖北省立第二中學、省立武昌高級中學。1935年底，作為學運領袖在武漢組織“一二九”抗日救亡運動。1936年，避難上海，期間加入中國共產黨。1937年底返回武漢主持湖北戰時鄉村促進會工作。1938年先后擔任中共武昌區委書記、鄂南特委書記，恢復重建兩地黨組織，組建抗日武裝。1939年奉命調往鄂西，先后擔任中共湘鄂西區黨委書記、鄂西特委書記。1941年1月因叛徒出賣，被捕入獄。同年11月17日被國民黨反動政府秘密殺害于恩施，時年26歲。

品學兼修憂國難

何功偉出生的家庭還算富裕。何功偉卻從不貪戀物質享受，非常瞧不起不勞而食的“寄生蟲”，常用“你真是個吃谷種的！”來批評人（當地對“寄生蟲”的通俗說法），在穿著上也從不講究，經常把家里寄給他添置衣服的錢，拿去買書，還把棉褲送給家境貧苦的同學，自己大冷天穿著夾褲回家。

1926年，何功偉就讀于咸寧縣高等小學。1927年就讀于武昌閱馬場第四小學，插班讀四年級。在武昌第四小學讀書時，何功偉品學兼優，成績拔尖，1929年6月16日，在孫總理（中山）蒙難紀念日上，何功偉曾作為班級代表在全校性的童子軍大會上發言。北伐戰爭之后，學校也曾進行一些舊民主主義革命教育，受此影響，何功偉十分崇拜孫中山先生。

1929年夏，何功偉小學畢業，考入武昌區的湖北省立第二中學。在初中期間，何功偉因病中途休學一年。剛入初中時，何功偉是主張科學救國的，認為中國之所以貧弱，是科學不發達的緣故。所以在初中時，他很用功，認為學好了知識，將來能做一個科學家，就有本領救國了。“九一八”后，受到當時潮流的影響，何功偉讀了不少進步書刊，才知道中國的貧弱，不僅僅是科學不發達，更主要是由于反動封建統治者的愚昧和帝國主義列強的侵略，把中國搞成一個半封建、半殖民地的社會，中國的落后是由于政治制度的腐朽和反動所造成的，不推翻這些反動制度，就不能富強。

1931年9月18日深夜，日本關東軍按照預定計劃，自行炸毀沈陽北郊柳條湖附近南滿鐵路的一段路軌，反誣中國軍隊所為，以此為借口，突然襲擊中國軍隊駐地北大營和沈陽城，這就是九一八事變。第二天，日軍便占領沈陽。至1932年2月，在短短4個多月內，遼寧、吉林和黑龍江三省淪為日本的占領地。國民黨政府對日本侵略東北的行動采取妥協退讓的方針。

1931年冬，何功偉得到一本《朝鮮亡國慘痛》，深受感觸，便組織讀書會同學到師生中募捐，用籌集到的錢印了上萬份，在校內廣泛傳閱。后來，何功偉又從一期刊上讀到1927年日本首相田中義一根據東方會議精神起草呈送天皇的“田中奏折”時，義憤填膺，怒不可遏。《田中奏折》內稱：“欲征服中國，必先征服滿蒙；欲征服世界，必先征服中國。”為了讓全國人民認清日本滅亡中國的狼子野心，何功偉拿出自己微薄的伙食費翻印《田中奏折》，并站在武昌司門口分發、演講，他在演講過程中聲淚俱下，過路行人無不為之感動。

1933年，何功偉初中畢業，參加全省會考，名列榜首，和向仁生、羅源善、何文龍、王瑞珩、王東屏等一同考入省立武昌高級中學（簡稱省高）學習，被分在甲組理科；又結識了姚樹森、胡恪恭、陳光明、常兩儀、金道森、韓鉅先等新同學。在省高學習期間，何功偉除出色完成數、理、化、外語等課業外，還廣泛地閱讀哲學、文史、國際政治等方面的書籍和各種進步的報刊雜志；并推薦身邊同學閱讀《哲學講話》（艾思奇的《大眾哲學》）《社會主義史》《辯證唯物論讀本》《世界知識》《讀書生活》《中學生》《新生》《永生》《大眾生活》等進步刊物，經常和同學們開展對時局的分析和討論。還利用假期讀完了《史記》《前漢書》《后漢書》，用英文仿寫《少年維特之煩惱》體裁寫成短篇小說，贏得老師的贊揚和同學們的贊嘆。何功偉還經常用唯物主義觀點幫助同學們認識一系列重大原則問題，打開同學們的眼界。

例如：他對胡恪恭說，學生這兩個字是什么涵義呢？學生就是學會生活，學會做一個好人，做一個對全人類、對祖國有益的人；對讀書會的同學說，愛國需要讀書，但讀死書不等于愛國，救國更需要讀書，但閉門讀書不問天下事，死啃書本不能救國，現在蔣介石最歡迎我們埋頭讀書，莫談國事，日本帝國主義者最歡迎我們死啃書本，充耳不聞炮聲；他說，學無線電，鉆“相對論”，要考慮為誰所用，給共產主義者用，他會造福人類，給法西斯分子用，他會屠殺人類；他提醒同學們，不管你將來想當什么“家”，最好現在當個“救亡家”，現在救亡如救火，國都亡了，什么家都當不成；他對向仁生說，現在第一流的人物都在爬山（指紅軍長征爬雪山）。

從高一下學期開始，何功偉和班上感情好的同學相約住在一個或相鄰的寢室，以便切磋學識和討論時事，有王東屏、羅源善、王瑞珩、胡恪恭、韓鉅先、常兩儀等人，另外還有走讀生向仁生、姚樹森等人。

何功偉和姚樹森是在高二下學期時結識的。一天下午，何功偉和姚樹森一起在省高實驗館做物理實驗。姚是走讀生，書籍本子放在實驗臺上，何功偉偶然拿起姚的作業本翻看，從而發現了姚的思想傾向，立即和姚攀談起來。自此以后，何功偉便經常帶著班上一批受他影響的同學，如胡恪恭、羅元善、常兩儀、王東屏、陳光明、韓鉅先等，在晚飯后去姚樹森家（武昌龍神廟84號）暢談，直到學校上晚自習，還不盡興。談的內容，古今中外無所不包，主要還是國際國內時事政治問題，各抒己見。

這些同學漸漸形成了以何功偉為首的小集體，其中幾人是全校著名的學習尖子。何功偉功課一向有名，曾參加《英語周刊》全國性英語測驗，成績名列第一。

小集體成員，除走讀生外，都是同吃同住同上課。晚飯后，經常由何功偉率領去逛書店或游蛇山。“逛書店”就是由大家自由閱讀進步書刊的活動，地點多數是在武昌橫街頭中間一家小書店內。老板是二十幾歲的青年，他非常歡迎學生到他的書店看書。“游蛇山”就是在蛇山頂的僻靜處，何功偉講解時事、討論怎樣樹立正確的人生觀的問題——《哲學講話》中提出的問題。到了星期日，家住在漢口的，就各自到交通路口生活書店里去看書，經理是個姓欣的青年，與何功偉來往密切。

小集體內部在學習上也是相互幫助。陳光明的學習成績較差，何功偉擔任他的文科輔導兼時事指導，向仁生擔任他的理科輔導。

何功偉為了提高陳光明的英文作文能力，堅持要陳與他一樣，每周寫幾篇英文日記，寫好后互相修改。陳光明在寫第一篇日記時，一開頭就寫了自己的心里話：“由于何君的催促，我被迫不得不從今起開始寫我的英文日記……”這讓何功偉看后哭笑不得，后來，學生運動興起，他四處奔走，才不堅持督促陳光明寫英文日記。

何功偉還規定陳光明平時要看《哲學講話》《世界知識》《讀書生活》和《生活周刊》。《生活周刊》被停刊后，先后四次改名：《生活星期刊》《新生》《永生》《大眾生活》，何與陳一直堅持閱讀。后來，《知識》創刊。何功偉對陳光明說：《知識》周刊是兼有《世界知識》和《讀書生活》兩者之長的雜志，應該訂閱。陳光明便每期購讀，《知識》出了六期后，也被停刊了。

經過小集體的不斷學習、交流熏陶，大家的思想漸漸發生了變化，開始明白讀書的目的，不是為了養家活口，成名成家，而是要有遠大的理想，還要有為這個理想獻身的精神。他們對共產黨所領導革命的一切傳聞感興趣，對報道蘇聯各種情況的刊物，如《中蘇月報》等，也喜歡去閱讀。

與此同時，何功偉通過與同學日常交流，不斷擴展小集體。

有一次，同班同學黃文清正在伏案做理科作業。何功偉來到黃的桌旁，悄悄地對他說：“剛才知道，整個華北快落入日寇的魔掌了。這樣下去，整個中國就要滅亡了，亡了國，你學的自然科學給誰用呀？”稍停之后，又說：“喚起民眾，救亡圖存，才是我們青年的頭等任務，我們不能讀死書，讀書死呀！”

他的話，打動了黃文清的心。黃思索了許久回答道：“是呀！亡了國，自然科學學得再好，給誰用？的確，我們不能死讀書，讀書死了。”在何功偉的幫助和啟發下，黃文清也參加了以何功偉為中心的進步集體。

小集體在何功偉、向仁生、姚樹森的主持和帶動下，常在學生中做一些宣傳工作，主要是宣傳：一、反對埋頭讀書，不問國事；二、反對國民黨政府的投降外交政策；三、主張停止一切內戰，一致團結抗日。重點駁斥“日本不可戰勝論”，喚醒學生認清形勢，不要聽信“學生管讀書，政府管國事”的讕言，并傳誦那時流行的順口溜“讀死書，死讀書，讀書死，”及“人生幾何學幾何，學了幾何又幾何，幾何學了幾何用，不學幾何又如何！”等等。

他們還帶頭唱進步歌曲，如《畢業歌》《大路歌》和《漁光曲》等。何功偉喜歡唱《紅豆詞》《悲秋》《湘累》等歌曲，其中《湘累》是郭沫若寫的，原意是吊唁戰國時期愛國詩人屈原，平時會唱的人很少，但何功偉最喜歡唱，而且唱得有感情。每遇他唱此歌時，其他同學總愛接腔，時間久了也會唱了。

此外，凡遇同學們相反觀點的議論，何功偉他們就挺身而出，與之辯論。由于不斷閱讀進步書刊，滿肚子的理論根據，加以理直氣壯，所以總是勝利，但做得最出色的，還是要算何功偉。

學校有一位萬米賽跑第一的運動健將，被軍事教官稱之為“將門之子”，是一個信奉蔣介石為領袖的人，在一部分同學中也有一些威信。何功偉數次與他交換意見，耐心指出他認識錯誤之處，最后健將不得不承認說：“我們應當擁護領袖，但我們的‘領袖’現在錯了。”

有一次，上英文課時，同學們要求老師評論時事。老師說：“甲午年間，中國根本無力和日本打仗，大家吵嚷地說，‘能打！能打！’結果打敗了，誤國不淺。現在前車可鑒，我們切莫亂作主張。同學們還是安心讀書為好！”

何功偉立刻起立發言，根據歷史事實，糾正了教師這一錯誤說法：“當時中國人民和將士，對日本侵略者的反抗是非常英勇的。如丁汝昌、鄧世昌、林永升、徐邦道等海陸官佐，率領士兵與敵人浴血拼搏，先后予敵人幾次重大殺傷；北洋艦隊曾一度予敵艦以重創，并非根本無力打仗。失敗的原因是清朝統治者的腐朽昏庸。北洋大臣李鴻章，企圖保存實力，以鞏固自己的祿位，在關鍵時刻，將艦隊轉移，躲避交鋒，予敵以可乘之機，平壤清軍主帥葉志超，大連駐軍統帥趙懷益、濟遠艦管帶方伯謙等貪生怕死，不戰而逃，誤國就誤在這些人身上，他們將永背罵名！”

何功偉又接著說：“現在形勢完全不同，民情激憤，將士用命，打起來就是全民抗戰。政府應下定決心，停止內戰，共御外侮。即使我們武器較差，但這不是決定戰爭勝敗的唯一因素。況且現在國際局勢也與甲午戰爭時不同。甲午時是列強企圖瓜分中國，互相支持侵略，現在日本一心想獨吞中國，美、蘇一再聲明反對，要求日本立即將占領軍撤出中國，抗戰一起，美、蘇必然會無條件支援我們，只要政府堅持下去，最后勝利一定是屬于我們的！”

稍作停頓，他又沉痛地說：“我們來到學校，本是為了讀書，可是眼看日寇步步進逼，國土日蹙，這個書我們怎么讀得下去？東北學生不是流亡到關內來了么！他們不是真正遭受國破家亡之苦么！這才是我們真正的‘前車之鑒’！難道現在還要我們終日埋首書案、一切不聞不問，聽憑別人來擺布嗎？”

一席慷慨陳詞，動人肺腑，將老師的“訓詞”駁得無言以對。

其實，這位老師是何功偉班的專任英語教師，教學有方，素負盛名，何功偉與姚樹森，一向被他視為得意門生。此次課堂被駁，表面上似乎有損他的尊嚴，但在下課時，他望著何功偉頻頻點頭，滿面笑容，意思是說：“你講得對！你講出了我真正要講而又不便講的話，你真不愧是我的得意門生啊！”

通過長期的共同學習交流，這群年輕人在投入“一二九”愛國運動之前，完成了思想上的醞釀。風暴一來，何功偉和他周圍的同學，對于省高成為武漢學運堡壘，進而對整個武漢“一二九”運動，都起到重大作用。　（未完待續）